范若丁著
我在俄罗斯接触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物，独独未见到我心仪已久、同侪共道的俄罗斯作家。1990年，我问一位十分活跃的记者，他一摊手说：“作家都去搞政治了，忙于组党、演讲、竞选。” 此次我到莫斯科，没有听说哪位作家当了党魁或入选杜马，更没有听说哪位作家出了新作。我同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的华斯克伦斯基教授和卡尔别基扬教授谈及此事，他们也有几分迷茫。我想到作家协会去拜访，他们劝我不要去，去也找不到人。华斯克伦斯基教授幽默地说，“你看，我是作家协会会员，我去还找不到人呢。” 一些著名作家有的出国，有的“息隐山林”了。 “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瓦西里耶夫呢？”我问。 “在台北教书，已去了三年。” “写《鱼王》的阿斯塔菲耶夫呢？” “他长期住在西伯利亚，很少到莫斯科来。” “写《白比姆－黑耳朵》的特罗那波利斯基呢？” “老人家年事已高，早已搁笔。” “写《断头台》的艾特玛托夫呢？” “他与我们已不是同一国籍了，他现在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驻意大利大使。” “叶甫图申科呢？” “他早已住在英国。” 我在俄罗斯社科院座谈。他们愧赧地说，你来我们这里讲《中国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当前的创作活动你十分熟悉。如要我们到中国讲俄罗斯作家当前的创作活动，我们真的讲不出来。 对于作家纷纷到国外去，人们颇有意见，认为在人民处于困难时，作家抛弃了他们。一次我同一位普通职业妇女谈到A·托尔斯泰、费定，谈到肖洛霍夫和邦达列夫。她很受感动，眼眶里转着泪珠。她说想不到一个中国作家这么了解与热爱俄罗斯文学，怕是有些俄罗斯人已忘记俄罗斯文学了。 “你喜欢叶甫图申科的作品吗？”我问。 “不喜欢！”她干脆地回答，“他根本不了解苏维埃人，他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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